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手不釋卷 涵養文明
 文章來源: 中國紀檢監察報    發布時間:2019年06月03日
  

 

  中華文明素有熱愛閱讀、尊重知識的傳統,古人敬惜字紙,一片寫有字的紙頁也不忍廢棄,而書本更是具有神圣的意義。正是一代又一代中國人對于讀書的重視與熱愛,中華文明才能賡續不斷并在新時代發揚光大。

  古代社會,不同職業和不同階層的人,在喜愛讀書、熱愛學習上取得了超越時空的共識。他們遨游于知識的海洋,馳騁在思想的疆場,從書中開拓了眼界,感受到文字的力量,學習到修身的方法,掌握了治國濟世的智慧……古人之重視讀書,正可以激勵我們奮發圖強、手不釋卷。

  百姓重視讀書

  漢朝的匡衡,出身貧寒,在沒有做官之前,勤奮讀書,非常重視學習。當時,他很窮困,但想盡各種辦法去爭取讀書的機會。匡衡白天工作,晚上想看書,“勤學而無燭”,“乃穿壁引其光,以書映光而讀之”。他在為當地富人打工期間,“傭作以給食飲”,但他不要工錢。富人非常奇怪,問他為何不要工錢。深知富人家多藏書的匡衡說:“愿得主人書遍讀之。”富人非常感動,“資給以書,遂成大學”。通過積年努力,匡衡成為了西漢有名的經學大家。時人有云:“無說詩,匡鼎(鼎是匡衡的小名)來。匡說詩,解人頤。”

  北魏的祖瑩,出身富貴,也非常喜歡讀書。他讀書“以晝繼夜”,其父母“恐其成疾,禁之不能止”。他在父母入睡之后,“燃火讀書,以衣被蔽塞窗戶,恐漏光明,為家人所覺。”此舉既使自己能繼續讀書,又能不影響父母、避免讓父母操心,可見其用心良苦,時人稱其為“圣小兒”。

  明末清初有個叫唐鑄萬的人,做過十個月知縣,而后辭官來到蘇州,成為一介布衣。他生活非常拮據,常常斷炊,以廢圃中枸杞葉為飯,“衣服典盡,敗絮藍縷”。在這種境遇下,他仍然能夠安貧樂道,以讀書寫書為樂,“陶陶焉振筆著書不輟”。

  匡衡、祖瑩、唐鑄萬應說是幸運的,歷史留下了他們的名字,實則還有億萬熱愛讀書的普通百姓,雖然沒有留下名字,卻同樣值得尊重。正是一代又一代熱愛讀書的普通百姓接續傳承我們的文化,我們的文化才能歷經五千年而不絕,并始終有一股來源于普通百姓的力量注入其中,使其活力無限。

  學者重視讀書

  普通百姓尚且重視讀書,何況學者乎?然而有的學者成名之后,就不再讀書了,半途而廢,殊為可惜,當以為鑒。明末清初的顧炎武,開啟有清一代學風的大學者,一輩子始終讀書且卓有成就。因其出身富戶家庭,顧炎武有很好的條件讀書。他遍覽前朝史籍,悉研各類經典,為其形成淵博的知識體系奠定了扎實基礎。梁啟超在《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》中稱贊道:“亭林(顧炎武之別稱)之好讀書,蓋其天性。”顧炎武為了撰寫《天下郡國利病書》,“凡閱書一千余部”。顧炎武曾游學大江南北,在考察各地的過程中,他交結豪士,獲悉各地山川風俗,他的親身經歷連同書本知識共同構成了著書材料的來源,這也絕非書齋中的學者所能及的。

  “君子之學,死而后已”成為顧炎武一生堅持讀書學習的真實寫照。潘次耕在《日知錄序》中說:“先生精力絕人,無他嗜好,自少至老,未嘗一日廢書。”他在讀書為學的過程中,認為人格塑造是道德文章的基礎,健全的人格至關重要。他欽佩堯舜的“耿介”,愿意將自己身上的“胸中磊磊”發揚光大。他提倡要用精慎和虛心的態度去對待讀書為學。關于精慎,他說:“著述之家,最不利乎以未定之書傳之于人。”當別人希望刊刻他的《日知錄》時,他謙虛地回答,該書還有許多地方有待提升與完善,尚需一段時間。而關于虛心,他說:“人之為學,不可自小,又不可自大。”閻百詩針對他的《日知錄》提出若干條建議,他欣然接受。

  清代大學者戴震,一生與書結緣。出身于商人家庭的戴震,自幼喜歡閱讀各類書籍,而且喜歡探求事物背后隱藏的真理。段玉裁在《戴東原先生年譜》中形容戴震“蓋聰明蘊蓄者深矣。就傅讀書,過目成誦,日數千言不肯休。”難能可貴的是戴震在求學時即表現出刨根問底的探究精神。洪榜在《戴東原先生行狀》中說:“先生讀書,每一字必求其義。塾師略舉傳注(古人注釋經典的作品)訓解之,先生意每不釋然,師不勝其煩,因取漢許叔重《說文解字》十五卷授之。先生大好其書,學之三年,盡得其節目。又取《爾雅》《方言》及漢儒箋注之存于今者,搜求考究。一字之義,必貫群經、本六書(造字與用字的六種方法)以為定詁。由是盡通前人所合集《十三經注疏》,舉其辭無疑,時年先生十六七矣。”

  乾隆二十年(1755年),戴震在北京紀昀家中住,一方面當家庭教師,一方面從事學術研究。在此期間,他寫成了《周禮太史正歲年解》等書,名揚天下。后來,他離開北京,在揚州、保定等地為學。乾隆三十八年(1773年),乾隆下令開館纂修《四庫全書》,紀昀被任命為總纂官,他向皇帝推薦才華橫溢的戴震為纂修官。戴震在纂修官這個職位上干了四年,主要校勘天文地理、語言文字等方面的書籍,宋儒張載嘗言學者要“為往圣繼絕學”,天文地理、語言文字之書堪稱絕學,這些書籍之難度足以使一般學者望而卻步。梁啟超說:“四庫全書天算類提要全出其手。”倘若戴震沒有常年讀書的積累,沒有深入的思考,是斷不會有其學術事業上的大豐收。

  官員重視讀書

  古代學者往往具有官員的身份,正所謂“學而優則仕”。官員重視讀書,一來可以從書中獲得處理政務的經驗,二來通過讀書砥礪品德、提高修養、教育子孫。

  乾隆時期的名臣汪輝祖在為官生涯中非常重視讀書。他在《佐治藥言》中指出:“遇疑難大事,有必須引經以斷者,非讀書不可。”這是他將讀書與做官緊密結合后得出的結論。這個結論在他的為宦生涯中得到了印證。他在烏程當幕僚的時候,遇到一個案子:有一個姓馮的人,由于本宗沒有人可以過繼給他為子,他就自行收養了他姑母的孫子當自己的兒子。等到這個姓馮的人去世后,一個同姓但不同宗的人卻出來爭著充當他的繼承人,太守竟然同意了這人的要求。汪輝祖輔佐長官重新判這個案子。剛開始的時候,他也沒有思路。但是通過讀書,找到了解決問題的關鍵。他看到宋儒陳淳在《北溪字義》中提到同姓同宗是解決此類問題的關鍵,通過引經據典,汪輝祖“絕其爭端”。

  因《顏氏家訓》而名垂千古的顏之推曾歷仕四朝,他自幼愛好讀書,又生逢亂世,自身成長經歷與時代動蕩際遇讓他明白只有讀書才能獲得永恒。當他的長子顏思魯對他說,我們家沒有顯赫的家世,沒有雄厚的錢財,我當兒子的,理所當然應該做的就是掙錢養家,您成天告誡我讀書學習,這有什么用呢?顏之推對此進行了深入思考,他認為讀書的價值勝過為生計奔波的價值。他在《顏氏家訓》中告誡自家子弟:“自古明王圣帝,猶須勤學,況凡庶乎。”在顏之推看來,帝王追求學問樹立了榜樣,自己為官擁有一定條件,更要讓孩子養成讀書的習慣。顏之推結合自己的經歷,希望孩子能夠初學《詩經》《論語》,所謂學《詩經》利口舌,學《論語》明志向;繼而讀《禮記》《左傳》,所謂讀《禮記》以修身,讀《左傳》可以鑒史知今。顏之推認為:“父兄不可常依,鄉國不可常保,一旦流離,無人庇蔭,當自求諸身耳。”而讀書正是“自求諸身”的不二選擇。

  帝王重視讀書

  上文顏之推云:“自古明王圣帝,猶須勤學,況凡庶乎。”古代重視讀書熱愛讀書的帝王不少,而清代的康熙尤可稱為榜樣。

  《清史稿》評價康熙“圣學高深,崇儒重道”。他之所以能夠有這樣的成就,就在于對書籍與學習近于癡醉的追求。康熙從思想層面上很早就認識到研習儒家經典的重要性:“帝王勤求治理,必稽古典學,以資啟沃之益。”康熙不僅在思想上非常重視學習儒家經典,還身體力行地主動學習儒家經典。青年時期的康熙不僅早起用功讀書,“逐日未理事前,五更即起誦讀”,還能在政務繁忙之余通過經筵日講等制度深化學習,正如他所言:“朕于政務余閑,惟日研精經史。”

  康熙讀書之辛苦令人同情,他在《庭訓格言》中敘述自己有時政務處理完后繼續讀書,“竟至過勞,痰中帶血”,但也沒有因此廢棄學習。康熙讀書之癡迷令人欽佩,在巡幸塞外時,非常想看曾經用心朱批過的《資治通鑒》《綱目大全》等書,但因為這些書“卷帙繁多”,“未攜至此”,建議隨駕諸臣“其各以所攜書籍進覽”。隨駕諸臣“以《通鑒》《文選》諸書呈進”后得到康熙“甚善”的評價。康熙由此不忘告誡諸臣:“凡文武各官,皆須讀書,于古今得失,加意研究。”康熙由此得到“自古帝王好學者,遠不能及”的高度認可和評價。

  今天我們身處市場經濟與知識大爆炸的時代,不少人產生了一種頗為消極的情緒:讀書有什么用?反正也讀不了那么多書。實則,這個時代不僅更需要我們讀書,而且需要我們有更宏大的眼界,用更高效的方法去讀書。古人尚且手不釋卷,今人哪有舍棄書本的道理?(石志剛)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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